中国新文学史上，留学生文学自始就占了重要地位。清末出洋考察的维新名臣、逃亡的改良派、革命家和少数留学生的诗文，已是那个时期文坛的新生事物，后来”文学革命”“结胎”于留美中国学生的沙龙，而本世纪中国文学最深刻的自觉，则是周氏兄弟在东京的文学活动。新文学某种程度上甚至就可以视为不同背景的留学生自然形成的作家群落和风格流派，如英美派的新古典主义，欧陆派的现代主义，留苏留日派的普罗文学。没有留学生就没有新文学。留学生是真正睁眼看世界并大规模输入现代文明的先觉之士，他们的努力形成了新文学的主潮之一。
改革开放后，又有大批留学生到世界各地（主要是西方国家）谋求发展。为生计奔波的同时，一部分人也创作，于是出现了近二十年新一轮的留学生文学。
此次留学热，不论自费公派，基本上都出于自觉自愿，为的是开拓个人的生活出路，这便决定了八、九十年代留学生文学的叙述者，通常总以个人身份出现。和郭沫若、郁达夫等竭力回避个人话语而凸出民族寓言大相径庭，新一代留学生文学有意解消民族寓言而凸出个人话语。但有趣的是，不同的叙述策略遇到了相似的难题：前者竭力回避个人话语，个人话语还是占了上风，竭力凸出民族寓言，民族寓言却终嫌单薄牵强（如《沉沦》），而后者有意凸出的个人话语迄未确立，意欲解消的民族寓言（更多表现为“文化冲突”）反而挥之不去。早期留学生文学的作者常怀天朝弃民或弱国莠民的心态，但并不妨碍其清纯激越的个性，而有意解消民族寓言的新一代作者，在他乡异国一旦坦诚地面对自我，却发现自我原来已经那么苍白，贫血。出国得到的只是较多的身体自由，并没有马上获得心灵的丰富与解放。不过，也只有在更多身体自由的条件下才能益发自觉其苍白贫血。心灵的丰富与解放是在这以后的事。
新一轮留学生文学的作者大都没有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对近百年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也缺乏真切的了解，一遇异质文化的冲撞，只好仓猝应对：或尽弃旧我，努力融入所在国的主流社会，或扮演民族文化代言人，和西方文化展开“对话”，但因此也就成为西方文化的权威介绍者和批评家，“融入”已经不在话下了。其次，新一轮留学生文学的作者并无世纪初留学生那种锐不可挡的个人主义，他们心头满是中国历史难以洗刷的投影，刚刚预备扔垃圾一样扔掉，却又不得不拣回来，不得不重新求助于原以为可以就此告别的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他们只能淘淘随身带去的那个“金矿”，只能坐在公寓里回忆国内的生活，“文革”，“知青”，“单位”……只要他们不愿失去自我，那种专门跑到国外去炖牛肉吃的笑话还会层出不穷。
新一轮留学生文学不是近现代留学生文学消歇三十年的再生，而是这个传统被腰斩之后的畸变，是把三十年间造就的几代人拉出去展览，是素质完全不同的几代人在西方语境中用民族国家的名义陈述自己尴尬的处境，咀嚼自己苦涩的记忆。虽然这次留学／移民热规模浩大，远非上世纪末或本世纪前半叶所可比拟，但文学创作却比较令人失望。世纪初留学生文学横空出世、舍我其谁、指天戟地、创立范式的气魄，而今安在哉？
不知道留学生文学在国外文坛反响如何，在国内，似乎至今还没有什么冲击力。证据是，它还不得不接受“新时期”与“后新时期”文学体制的安排，像市场上出口转内销的商品，挤在角落里，浑身名牌的“白领”不屑光顾，下岗一族又不敢问津，——他们只想买点最低廉的正宗国货土产回家。
但新一轮留学生文学就没有希望了吗？我想只要再写下去，希望总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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